南北朝时，人们就感受到酒对於艺术家人格的完成和对艺术创作的催化作用了。唐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入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描绘的不只是一帮酒徒，他们更像是一个浪漫的艺术群体。酒把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渲染得淋漓尽致。如浪漫诗人李白：「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」又如书法大师张旭：「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」这些艺术家和诗人在半酣状態下，平日的政治哲理、道德规范等「理性的魔障」都被酒精突破了，此时他们似乎只受直觉或潜意识的支配，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心理能量中潜藏的人之本性。       

儒家虽然关注到人，但这个「人」是指群体，而非个体，並且有借群体以压抑个体的倾向。魏晋是士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，当他们用初步觉醒的自我对抗主流意识时，往往会有內力不足的感觉，所以这些士人就要靠酒来支撑。从表面上看他们恣放情志，借酒自秽，並以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破坏名教，对抗主流社会。这些士人常说：「礼岂为我辈设耶？」他们嚮往的是放任自然的生活態度，从自然中探討人的自然本性。  

这一点在陶渊明那里得到发展。他首次把把诗、酒、自然结合在一起，並从其中寻求人的本真，也即人的本性。他在《饮酒》诗中说：「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」又说：「不觉知有我，安知物为贵。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。」所谓的「真意」、「深味」指在痛饮时体会到人生真諦与人的自然本性。这些都被后世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们继承了下来。李白《月下独酌》云：「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。但得酒中趣，勿为醒者传。」所谓「酒中趣」，就是在醉乡中摆脱了日常礼法的束缚，於冥冥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。

 李白醉后的高歌：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復来。」（《將进酒》）这是自信；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顏！」（《梦游天姥吟留別》）对权贵投以极大的蔑视；「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，君亦为吾倒却鵡鸚洲！」（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）表现出极大的激愤。这些既是醉后的狂言，更是最能表达出李白真正自我的诗句。宋人责备李白诗中篇篇有酒，其实酒把许多诗人艺术家从尘俗琐务中解放了出来，恢復他们真正的艺术家的风范。很难设想有个时时清醒的李白，还能写出这么多传之不朽的诗篇。